一位东北野战军老兵回忆：打天津是只用了 30 个小时，听上去容易，实际也是用命拼出来的。我们 8 纵从民权门突破，冲到长江造纸厂那里，内外壕沟里都是尸体，一堆一堆，许多尸体被挤得坐在那，立在那儿。那时候天刚蒙蒙亮，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。我跟在班长后面，脚底下踩着的不知道是雪还是血，黏糊糊的，每走一步都费劲。民权门突破的时候，敌人的火力跟泼豆子似的，我们连的指导员刚喊完 “跟我上”，就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胸膛，人直直地倒在雪地里，连哼都没哼一声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民权门那道防线，敌人修了半年，铁丝网外面埋了地雷，里面是两层壕沟，沟沿上全是碉堡，机关枪从早到晚不停地扫，我们前面的部队冲了三次，都被打了回来。轮到我们 8 纵上的时候，团长说，不管用啥法子，今天必须撕开个口子。我们连每人揣了两个窝头，腰间别着手榴弹，跟着工兵往前挪。工兵趴在雪地里排地雷，速度慢金牛网，敌人的炮弹时不时落下来金牛网，炸起的雪块和土块砸在身上金牛网，疼得钻心。有个叫小山东的兵金牛网，才十七岁，是山东过来的解放兵，他跟我说，等打完天津，就回老家娶媳妇。结果工兵排到第三个地雷的时候，引线没掐好，“轰” 的一声，小山东离得最近，半边胳膊都没了，他躺在地上，咬着牙没哭，就问我：“班长，我还能打仗不？” 我刚想说话，一颗流弹过来，打在了他的脖子上，血一下子喷了我满脸，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窝头。好不容易冲过了民权门，后面就是长江造纸厂。那地方是敌人的一个据点，厂房结实，窗户全被砌死了，改成了射击孔。我们冲到厂门口的时候，发现内外两道壕沟都快被尸体填满了，有我们的人，也有敌人的，有的尸体冻得硬邦邦的，有的还冒着热气，叠在一起，有的头歪着，有的腿拧成了麻花，好多人手里还紧紧攥着枪。我当时腿都软了，不是怕，是累，还有点懵，打了这么多年仗，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堆在一块儿。班长喊了一声 “隐蔽”，我们赶紧趴在壕沟沿上。对面厂房里的机关枪还在响，子弹 “嗖嗖” 地从头顶飞过。我们连的炸药包手是个河北兵，叫王大壮，他说他来炸掉敌人的火力点。他把炸药包捆在身上，刚要冲出去，就被敌人发现了，子弹打在他身边的地上，溅起一串土。他骂了一句，抱着炸药包就往前滚，滚到厂房墙角的时候，肩膀中了一枪，他咬着牙站起来，把炸药包塞进门缝里，拉了引线，然后往回跑。没跑两步，炸药包响了，厂房的门被炸塌了一半，王大壮也被气浪掀翻了，后脑勺磕在石头上，晕了过去。我们趁机冲了进去，厂房里全是烟，呛得人直咳嗽。敌人在里面负隅顽抗，有的躲在机器后面开枪，有的扔手榴弹。我跟班长一组，往二楼冲，楼梯被打坏了，我们只能踩着木板往上爬。二楼有个敌人的重机枪手，正对着楼下扫射，我从侧面扔了个手榴弹过去，没扔准，落在了他旁边的机器上，他回头看我的时候，班长一枪打在了他的胸口，他倒在机枪上，机枪还在 “哒哒哒” 地响，把天花板上的灰尘都震了下来。打了大概两个小时，造纸厂才被我们拿下来。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，掏出怀里的窝头，发现早就冻硬了，咬都咬不动。这时候才注意到，我的棉鞋破了个洞，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，裤腿上全是血，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。班长走过来，递给我半壶热水，说：“歇会儿，等会儿还有任务。” 我接过水壶，手一抖，水洒了一半。班长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刚才清点人数，咱们连就剩下二十多个人了。”我抬头看了看天，雪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照在雪地上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远处还有枪声，断断续续的，不知道哪个部队还在打。我想起小山东，想起王大壮，想起指导员，他们都躺在这片雪地里，再也回不了家了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30 个小时拿下天津，不是因为我们能打，是因为太多人用命堆出来的。后来我们又跟着大部队往城里冲，一路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，有的房子烧着了，冒着黑烟，有的街道上全是尸体和武器。敌人的零散部队还在抵抗，我们边走边打，到中午的时候，城里的枪声渐渐少了。下午三点多，传来消息，天津解放了。我们站在大街上，看着红旗插在城楼上，没人说话，好多人都哭了，不是高兴，是想起了那些没等到这一天的弟兄。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破院子里宿营，炊事班煮了一锅玉米粥，大家围着粥锅，你一勺我一勺地喝。有人说，明天就能进城看看了，有人说，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。我喝着粥，心里想着小山东说的老家媳妇，想着王大壮没来得及炸的第二个火力点，想着指导员倒下的那个雪坡。那锅粥很稀，没什么味道，但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喝的最香的一顿饭。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我经常做梦，梦见民权门的雪，梦见长江造纸厂的壕沟，梦见那些弟兄们。他们都还年轻，都还笑着，跟我说，班长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啊。我每次醒来，枕头都是湿的。别人问我，打天津难不难，我说，不难，30 个小时就打完了。但我心里知道，那 30 个小时，是多少人的一辈子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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